2019中国高职教育人才质量年度报告解读：内忧外

　　成都职业学校为您解读了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喜人的一面，此篇通过社会用人制度、高校地域布局、生源等方面为您解读报告我国高职教育仍然面临的窘境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7月16日“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的发布，我们看到高职教育从就业率、薪酬待遇、创业比例方面均有不同比例的增长。最难就业季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份满意的答卷，在一片为高职教育的叫好声中，我们却不能忽视数据之下隐藏的问题以及现实的诸多困境。

　　这样一个故事经常被高职校长们提及：某部委机关招一位速记员，要求能够会速录，懂法律，还必须是研究生学历。几个月找下来，无人符合条件，有学历的不会速录，会速录的无高学历。最后该单位降低条件至高职，才招到某高职学校法律文秘速录专业的学生，据说其工作和表现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赞许。

　　故事略带讽刺意味，却折射出高职教育质量之高与社会用人制度之冷其间的矛盾。浏览中央部委和各地公务员的招聘条件可以发现，愈演愈烈的唯学历论把高职生拒之门外。高校教育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职教育作为其组分一定要放在这个系统中来进行，来判定。高职教育一直在提高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但如果整个社会对于高职毕业生从学历和身份上设立门槛，结果必然是高职教育质量之高，只是其自说自话而已。

　　另外，从报告显示的数据我们看到：2012年全国1297所高职院校，设置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的超过630所。此外，还有近200所高职院校在县里办学，150多所高职院校办在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科技园区，布局上比较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尤其是三线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但是毕业生学有所成后，真的留在这些地域，为之耕耘奋斗吗?事实上，他们的大多数更多流向东部沿海城市、或内地省会城市，加入打工队伍的行列。原因在于这些高职院校所在的中西部三线城市，并没有成型的经济布局，所以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模式大多成了一纸空谈。

　　“没办法，我们的办学模式无法进行校企结合，因为当地没有像样的企业;我们也只有‘黑板上开汽车’，因为当地财政没有一分钱的投入。”中部省份的一所地方高职院校负责人诉苦说，“其实，据我了解，大部分地方高职院校都面临像我们这样的现状。” 由此，我国高职教育现状之窘境可见一斑。

　　我们还可以从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投入不足影响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在高职学校教育经费来源中，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自2010年首次超过学杂费后，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了54.0%。但是，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各地政府对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仍明显偏低。从全国水平看，地方普通高职高专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只有普通本科学校的56%，有15个省区低于这一水平，上海、青海、天津、贵州、甘肃、宁夏、湖南、安徽等地甚至低于50%。多数地区还未制定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生均预算内拨款水平与本地区同等类型普通本科院校有较大差距，因此，高职学生的学杂费负担仍然较重，规模扩张成为部分高职院校维持生计之道，影响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最后“生源危机”永远是高职院校无法言说之痛。很多以生源养校的高职院校每年对于招生都压力山大;近几年，由于就业的压力，很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决定走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同样的学生，可能选择本科院校，这使得一直无可替代的高职学校将会面临可替代的境地。

　　综上所述，内忧外困---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遇到的瓶颈，除却喜人的就业形势，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回避不得的问题。